10年风雨的中国杀毒软件行业不断人来人往，这是一个热闹的江湖。

　　1994年，王江民手里拿着“KV100”在中关村以两万元的价格转让销售许可，他也许还没有意识到杀毒软件的市场究竟有多大。“KV100”、“KV200”给王江民挣的钱总共不到50万。即使到了1996年，王江民停薪留职来北京的第一周就靠KV300拿到了150万元的订单后，他还是不敢确信：“没想到这么火，我原来想能挣个一两百万就不错了。”

　　在以后的五年里，关于王江民赚了多少钱一直是中关村乃至乃至中国软件业津津乐道的话题。好事者把王江民与新东方的俞敏洪并称为中关村的两大首富，认为王江民是亿万身家。

　　并由此流传了众多传说：诸如把儿子送到加拿大不回来了；现任妻子与其因财产问题分家；在北京以及老家青岛有多处地产和房产等等。

　　对病毒攻击的担心，将促使人们不断升级杀毒软件以最大限度地寻求保护。这种趋势预示着全球杀毒软件市场情景看好。

　　巨大的产业利益催化出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上游厂家、渠道商以及用户共同编织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撇开软件杀毒的前世——防病毒卡杀毒时代，盘点这十年，本土杀毒软件行业则经历了最初的软件英雄时期以及后来的渠道、品牌战乱。技术推动进步，市场成就英雄，在技术上，杀毒软件正从杀毒转向防毒，而在市场上，江湖大佬们却从防守转向了博杀。

　　前世：防病毒卡

　　瑞星是中国反病毒软件业中一重要角色，其董事长王新有一句话：“既然我们做过全国第一，我们今天就依然有能力重新做到全国第一。而一旦我们再次确立了第一的位置，有了一次失败的教训，我们不会失误第二次。”这句话里说的曾经第一和曾经失败都和防毒卡有关。

　　国内出现的计算机病毒开始是1988年由软盘流入境的。有如突然之间，不少中国计算机用户发现自己的机器上经常会有一个小球状的东西在屏幕上转悠，这就是在出国出现的第一种病毒——PingPong病毒，也称小球病毒。

　　之后新病毒不断出现。当时国内并没有专门的部门管理，刚开始是一些程序员成了民间反病毒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中国反病毒软件企业里的大梁。后来公安部组织人编写推出了中国第一款杀毒软件Kill，但由于各种原因，对病毒的处理难以适应市场要求。

　　防毒卡捷足先登，一度成为中国计算机防杀病毒的主要工具。

　　1990年4月，深圳华星公司推出华星防病毒卡，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块防毒卡。一年多后，北京瑞星公司隆重推出瑞星防病毒卡。同时间市场上知名的防病毒卡还有华能卡和新创卡。

　　瑞星介入以前，深圳华星一共销出了七千套，和当时五六十万台的装机量相较不成比例。瑞星1型卡开始一月也只能卖出100多套，而且存在大量不兼容问题。到了1.5型卡，硬件问题解决了，软件做到了最高水平。

　　1992年3月，出现了一次启动反病毒市场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危害最大的两种病毒：黑色星期五和米开朗基罗在同一个星期发作，媒体开始集中报道此事，中央电视台在一周之内对病毒的报道至少有五六次，一时间病毒概念被炒得沸沸扬扬。

　　敏锐的王新反应过来了，在宣传推广上打了一场经典战役，使得瑞星防病毒卡销售量短短两个月数倍增长。到1993年2月，瑞星防病毒卡月销量达到9000套，把一大批靠倒来倒去挣钱的公司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与此同时，华星由于体制原因，开发主创人员出走，公司内部一片混乱。瑞星抓住机会，仅用半年时间市场份额就超过了华星，成为如王新所说的中国反病毒市场上“第一”，坐上头把交椅。

　　这是1990年代初期，中国正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这个转化过程中，谁能够掘到第一桶金，那就是企业真正的原始积累。”面对巨大的市场诱惑，对机会的渴望让王新终于忍不住了。其时中国计算机市场只有100万台PC规模，想做大就必须拓展到其它行业。王新先后投了保健品、药品，在上海、北海、千岛湖有房地产计划，成立了一家瑞星咨询公司，还做了机器翻译产品。

　　敢于冒险的王新这一次并没有真正看清楚“市场经济”这个新生事物。

　　还没来得及体会瑞星防毒卡王者地位带来的满足，王新就得面对由于投资失误带来的阵痛。这时候，他从小就不太好的身体有所默契似的开始折磨王新，他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头疼得想往墙上撞，一个星期要吃十几片止痛药。瑞星盛极之后的颓势开始出现。

　　1995年10月，瑞星策划了“杀毒软件好还是防病毒卡好”的市场活动，告诉用户防病毒卡的优势，以期挽回颓势。但此时的王新也无回天之力，瑞星开始陷入长时间的低潮。